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宪法理论专家张友渔在1940年论述宪法与宪政的时候曾引用斯大林的话论证，宪法不过是对革命成果和既成民主事实的确认。
紧接着，国家旅游局官网点名曝光了4名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各部门和各地方大胆探索新的管理方法，注重从管理走向治理，取得不少成效。
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建立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作者简介】 胡建淼，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父母闯红灯是否可以影响其子女报考公安部队的院校？如果父母闯红灯可以影响其子女报考公安部队的院校，这就更加离谱。当事人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第四，《通知》是否有权设定处罚？通知还规定，农村和城镇居民不按规定申报违规操办酒席的，由村（社区）按《村规民约》进行严厉处罚。
对于社会事务，1/3是靠管（制），1/3是靠引（导），1/3可以顺其自然。必要时，应当提供听证会。[56]按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与人民缔结行政契约，互负给付义务者，应符合下列条件：（1）契约中应约定人民给付之特定用途。
[46][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36]司法解释在本条规定，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仍然强调了行政法律规范的优先适用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补充适用。为此应当审查两个问题：（1）私法概念是否可以基本上适用于存在的问题的行政法律关系？（2）如果是，有关该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类推适用？[44]在行政法的领域中类推适用民法，与民法领域内部的类推适用还有不同，因此有观点提出修正适用说。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公私法相对论、公私法一元论、行政手段论以及依据实定法判断论等重构公私法二元论的新理论。
一、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至今已不是一个问题。[4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以下。
行政处分也即我们常说的行政行为，对于它的比较通行的定义，出自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Hartmut Maurer）之手：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6]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8页。亦即行政行为与人民之给付间无实质内在关联者，则不得互相联结（即不得互相有依存关系）。[16]这一观点不无拉德布鲁赫的影响。
[3][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民法是私法的核心部分，涉及的范围包括：对人格的保护，关于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的规定。行政法为公法之一种，与公法相对称者为私法。在一个公私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依赖的时代，[27]现代行政和行政法则完全是另一番图景：‘公‘私不分，公中有私，私中有公。
[21][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以下。[42]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同时，这一条款也很符合行政协议所具有的最少公法色彩、最多私法色彩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通说以为，行政契约之契约自由，绝非完全不受法律之限制，因此，须受‘法律优位原则之限制。[37]能够对民法中的一般法规范直接适用，是因为某些一般法律原则虽然在民法典中得以规定和具体化，但并不专属于民法。但是，行政诉讼的对象涉及行政行为的适当与否，因此具有与私人纠纷的民事事件相异的性质。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此外还包括亲属法和继承法。时效的制度，最少在公法的一部分上是和民法共通的。
其中的理论障碍在于，公私法二元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 以往的问题在于，人们过分放大了两大诉讼的相异性，对于能否借用心存狐疑。
至于以合意为基础之契约行为，若受‘法律保留原则之限制，则其合意之空间即极为有限，所以本质上似应与行政处分之‘法律保留作不同看待与标准，始符契约保留弹性予当事人之设计初衷及制度形式之保障。[3]在这一点上，行政诉讼法无疑具有相同之性质。
[4]特别法的地位，造成行政诉讼法通常并不是一部自给自足的程序法，它只针对行政诉讼的特有程序部分作了规定，而不是对整个行政诉讼程序都作了规定，[5]因此，对于行政诉讼法未作特别规定的其他程序事项，就有必要，也有可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补充适用 补充适用也可以称为例外适用。
[39]关于公法关系在何种情形之下应遵依与私法关系共同的规律这问题，美浓部达吉曾有非常细致之爬梳，在此摘述其要点。在这种情况下，存有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可以通过适用私法规定来补充缺少状态。何况是指示两者的区别标准的规定，就无论在哪里亦没有找着的可能。进入专题： 行政协议案件 。
[14][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43]学说见解认为，以类推的方式将特定的私法规定适用于公法领域，须具备以下条件：行政法没有相应的规定，该漏洞不可能通过适用公法规范予以弥补。
但是，无视公法与私法的特殊性，其效果一如无视公法与私法的共通性。当政府更多地通过像契约这样原本属于私法领域的非强制行为实现‘公益目标时，因传统的行政处分或行政行为而设的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之间的那道鸿沟就不再是不可逾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好像变成欺人之谈。
值得指出的是，行政诉讼法虽然谨慎地引入了行政协议诉讼，但相关实体法、程序法均极不备，实务上较少经验总结，理论上亦缺乏系统研究，因此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需求和空间自然极大。司法解释在本条强调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就是说明，即使在行政法与民法最为同质的契约领域，行政法对于民法的借用也并非毫无限制。
而实际上它们关联很深。正如美浓部达吉所指出，因两者有共通性便全然否定其区别，却未免过偏于共通性质的考察，忽略了同中之有异。没有特别规定的，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合同法》的相应规定，并对实体处理方式进行积极的尝试。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不限于行政行为的涵盖领域，而是更为广泛，它也一改传统行政之下行政机关以支配者的地位作出单方面处置的固有特性，[32]而更体现出近似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合意、地位平等以及非强制性等特点。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公法化。[50][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37]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4页。根据第六十二条规定，补充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其他规定和民法典的相应规定。
毛雷尔指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并不排除国家以私法形式活动。[22]有一种主张积极适用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是私法的特别法，当行政法存在欠缺的情况下，当然应当适用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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